寻找挫折中的趣味: 读书笔记

人性的因素（转）

Tue, 08 Jul 2008 08:29:03 GMT

普利策摄影奖获得者凯文-卡特在1994年利用汽车尾气自杀身亡，他的遗言说：“对不起，生命中的悲伤远远超过了欢乐。”当时离他凭借那张著名的秃鹫等待女童死去的照片获奖不过3个月。有那么一段时间我非常喜欢卡特，找到了不少他拍摄的照片——当然都没有获奖的那张好。卡特两颊消瘦，风尘仆仆，非常穷，酷似 1960年代的流浪青年，看上去就像个不只是记者的记者。荣格说，同一个时代中会有心理学意义上的不同时代的人，比如现代社会中也会有古代迦太基人类型的人，等等。同理可以说凯文-卡特不算当代记者，要归入很早以前理想主义的那一拨儿，心里装着悲天悯人、自我折磨的魔影。现代记者们则大多戴着半框眼镜两眼迸射贼光，喜欢轻松的工作方式，跟别的行业的人没什么区别，对于痛苦所知不多。

凯文-卡特的事例促使我琢磨，一个心事重重的家伙到底适合不适合加入经世致用的行当，更明确地说，这类人适合不适合现代社会？时代有其强大的法则，如果我们不够能满足而快乐地与它调情就很可能什么都不是，莫奈式的朴素艺术家因此绝迹了，安迪.沃荷和他的名言“赚钱的商业是最棒的艺术”因此崛起了——各行各业都是如此。可是一切就只是如此而已？

戈尔.维达写过一篇名为《热爱飞翔》的文章，讲的是他亲身经历的美国航空业发轫年代的往事。在结尾处，戈尔.维达说：“今天科技的发展真是令人谈为观止。我们坐在电视机前观看土星的光环渐渐消失，还能推测银河系的边缘还有哪些未知的星球，这是多么奇妙的事情啊！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已经失去了很多人性的因素，我们更不可能拥有生活在相信飞行将创造大同世界那一奇特年代里的人们的崇高希望了。我们未能创造一个完美的世界。”

相比之下，我觉得我们比那一代美国人失去的更多。我们失去了改变哪怕只是身边的小小世界的愿望。我们总是可以看到令人沮丧的先例。梁启超是第一流的人才，比我辈强出千万倍，但对这个国家没起什么作用。胡适也是第一流的人才，可是他写了那么多文章，也没什么用处。你只能说“百无一用是书生”，尽管每个造出了灿烂文明的的世界，比如近代的欧洲，进步的核心动力总是来自于一帮书生们。那么问题在哪儿呢？我们常说，问题不在我们能解决的范畴之内。

于是我们偃旗息鼓，承认世界是不可改变的，戮力赚钱即可，甚至连自己所在公司或者单位的一条愚蠢的内部制度也是不可改变的。有人名之以“犬儒主义”，我觉得叫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正是这么做的。

并不是说以前的人们不是这样，而是杰出的人们不是这样。胡适先生回国时才26岁，跟现在的韩寒一样大，在他前面已经有了众多先贤的失败例证，他仍旧对着人群引用了伊拉斯摩从意大利返回祖国荷兰时的话：“我们回来了，一切都会不同了。” 那时的中国，在某些部分比现在老迈得多，在另一部分则年轻得多。如今我们身处更繁华的文明之中，却再也听不到类似的明朗之声了。

如今我们很容易认为“一切都会不同”无非痴人说梦，在我看来，这说明了我们有多么聪明。的确，在改变中国方面，胡适的作用可能还没史玉柱大——有很多人相当崇拜后者的建立在捕捉人性弱点的基础上的商业模式，甚至称其为“天才”。我的看法是，倘若这便是天才，那么这个世界就是彻底抽疯了，我辈余生中的任务就是冲它吐唾沫，享受这惟一可以享受的乐趣。

其实凯文-卡特只是一名负债累累的自由记者，连份固定薪水都没有，套用中国的标准来讲，就是一没有记者证的假记者。这路人要是胆敢采访我们的小煤矿，早被乱棍叉出去了。可是与那些把木匠和瓦匠的活儿干到完美程度的人一样，他是人类的精华，而我们不是，大多数著名CEO也不是。有些人有着聪明的头脑，贪婪果敢、敏于行动，另些人则有着不合时宜的个性，胸有丘壑、心事重重，他们是完全不同的杰出者。我们在蝇营狗苟的生活之中学到的是贪婪，而失去的正是个性，当我们在朝阳区或者浦东的昂贵写字楼里寻觅各种机会的时候，并不曾反省自己的日子是多么糟糕，用戈尔.维达的话说：“我们已经失去了很多人性的因素。”

原文地址：
http://www.bullog.cn/blogs/lihaipeng/archives/155796.aspx

让你给我说‘国家资本主义’！

Tue, 17 Jun 2008 10:41:35 GMT

关于国家资本主义（一九五三年七月九日）

*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三年夏季全国财经工作会议的一个文件上的批语。

　　中国现在的资本主义经济其绝大部分是在人民政府管理之下的，用各种形式和国营社会主义经济联系着的，并受工人监督的资本主义经济。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已经不是普通的资本主义经济，而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经济，即新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它主要地不是为了资本家的利润而存在，而是为了供应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而存在。不错，工人们还要为资本家生产一部分利润，但这只占全部利润中的一小部分，大约只占四分之一左右，其余的四分之三是为工人（福利费）为国家（所得税）及为扩大生产设备（其中包含一小部分是为资本家生产利润的）而生产的。因此，这种新式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带着很大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是对工人和国家有利的。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88页）

回头看看，我们啥时候玩儿过这种牛逼的主义啊。毛泽东到底是浪漫主义革命家。

洋务运动的终结（转）

Tue, 17 Jun 2008 03:56:53 GMT

by 李子暘

洋务运动前后持续了三十多年，从1861年开始，到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结束。甲午战争的失败表明，洋务运动并没有使中国实现富国强兵。以往不被天朝放在眼里的小国日本居然打败了中国。历史记录说，洋务运动就此终结。

　　确实，甲午战争的失败对于李鸿章等洋务派政治家的打击非常沉重，但洋务运动是一场范围广泛的现代化运动。期间，在全国多个省份，地方官员们创办了一大批现代化的工业企业。虽然这些企业生产出来的军工产品在甲午战争中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没有达到企业创办者当初的设想，但战争本身毕竟没有摧毁这些企业，那么，说洋务运动因为甲午战争而结束，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战争中和战争后发生了什么事情？还有，洋务运动结束以后，取而代之的又是什么呢？

　　在回答这些问题以前，还是要先回顾一下洋务运动的由来。

　　虽然第一次鸦片战争已经表明了中国政治经济的全面落后，但清政府的官员们真正认识到这一点是在二十多年后的太平天国战争中。1860年代，曾国藩、李鸿章等一批清朝政府大员，痛感西方国家的武力强大，力主引进兴办现代化的工业企业，以图富国强兵。他们的目标一开始仅仅是想要自己制造洋枪洋炮，但很快就发展成为要在中国建立现代化的工业体系，甚至提出了采用新的政治制度。

　　这种主张得到了当时中央政府的认可。由于洋务派政治家往往担任总督、巡抚等地方大员，他们有机会在自己管辖的省份大力推行洋务运动。于是，他们投入巨资，从西方引进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创办了一批现代化的企业。这一时期，洋务运动的开展颇有成效，在政治上也开创出清朝“中兴”的良好局面。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洋务运动改变了清朝建国以来一贯的社会经济政策。清朝沿袭了中国的历史传统，主张国家不应该直接介入生产和贸易领域。在这种执政原则下，中国经济整体的私有化程度很高。这种状态被洋务运动所改变。洋务派的政治家们以“无例可循”为由，改变了社会传统，转而强调朝廷在推动社会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主张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应该发挥主导性的作用。他们没有把经济发展的主导权留给企业家，而是交由官员掌握。

　　在这种发展思路指引下，洋务运动的企业都是官员们一手创办和直接管理的，都是国有企业。这样做的好处是，企业的起点很高，可以筹集大量的启动资金，有能力引起先进的技术设备。但同时，从一开始，这些企业的发展就和官员的个人意志紧密联系在了一起。企业的建立、经营或者放弃全凭主管官员的个人意愿和喜好而定。

　　清朝官场的吏治早已腐败不堪。而官员直接管理企业的结果只能是把企业变成了另一个官场。结果，清朝官场那种贪污腐化、任人唯亲、敷衍了事的行事风气也就成为了洋务派企业的固有弊端，且根本不可能得到解决。除了腐败以外，这些企业的管理水平也一直非常低下。官员们往往对现代企业管理知识一无所知，但由于在官场上的成功和地位，这些人又都非常刚愎自用、独断专行。

　　福建马尾船厂的船政大臣沈葆桢在造船方面一无所知，却拒绝听从专家的意见。船厂聘用的法国专家指出：“兵船狭深而面平，免招炮招风；商船腹宽而楼其上，货客可多装”，在建造的时候要有分别。沈葆桢大人却语不惊人死不休地说：“宜改为半兵半商之制，使两适其用”。结果造出来的船实际是两不适用。 “累年造船至二十九艘……无一船可充海战之用”。1884年中法海战爆发，这些隶属于福建水师的船根本派不上用场，很快就被击沉。

　　著名的江南制造总局，“局中自总办以至司员人等”多年经营，却始终是外行，对于机械制造懵懵懂懂，于是，“岁靡经费一百四十万金，而各械无一完善者”。

　　在洋务运动的三十年中，类似这种官僚草率决策，甚至胡乱决策的事情层出不穷。“学费”一直在交，但却总不见“学生”学成毕业。可以说，在洋务运动的历史中，找不到一个官员经过“公费学习”从外行转变为内行的例子。但即使如此，清政府也一直坚持官办企业的原则，拒绝把企业交给市场中的企业家。结果就是，这些国有企业的经营可说始终未上正轨，没有形成真正强大、先进的生产能力和竞争力。

　　除了瞎指挥以外，贪污浪费、任人唯亲也是洋务企业无法解决的弊端。当时人说道：“机器局管事一年，终身享用不尽”，称洋务企业对于官员来说“正如肥肉自天而降，虫蚁聚食，不尽不止。”这方面的例子，举不胜举。

　　在这种种弊端之下，洋务企业虽然看上去规模庞大，但实际上企业质量非常低下，生产出来的产品不能满足军工或者民用的需要。不过，在甲午战争爆发之前，这些恶果并不明显。当时的中国市场基本还对外界封闭，外资和民间资本进入市场要受到种种限制。这是一个垄断专营的时代。在洋务派强势领袖李鸿章的大力保护和享有垄断经营权的条件下，洋务企业得以维持其表面的正常状态。

　　甲午战争的失败暴露了洋务企业的军工产品不能满足军事需要的现实。清政府和社会各界对洋务运动的信心大减。但这并不是洋务运动终结的真正原因。真正终结洋务运动的是随后的市场开放。

　　《马关条约》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为屈辱的对外条约之一，诸多条款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利益，但是，其中也有一条，虽然目的是为了扩张日本的利益，但却在客观上使中国的市场实现了对外开放。条约第六款规定：“日本臣民得在中国通商口岸城邑，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又得将各项机器任便装运进口，只交所订进口税。”

　　此前清政府和西方各国签订的条约都有最惠国条款。对某一个国家的条款自动对其他国家有效。这样，对日本人开放市场也就等于对所有外国人开放了市场。因此，这个条约实际上为西方和日本资本打开了通往中国之路。市场的开放宣告了垄断专营和保护主义时代的结束，这也就为那些官办、半官办的低效、腐败、管理落后的洋务企业打响了下课铃。

　　1895年开始，外资开始大量进入中国，每年增长的速度达到10%，以往英国一家独大的局面也被改变。各国的资本都纷纷涌入中国市场。1895 年，上海仅有4家外资纱厂，到了1910年，已增加到了13家。垄断时期属于不合法创办的大企业，如上海自来水公司、公共租界的电力公司现在都有了合法的身份，也开始大力扩充资本和增加产量。

　　外资大举进入的局面刺激了国内资本的发展。中国本土的企业家也由此得到了自由进入市场的机会。他们先是推动洋务企业的私有化转型，用各种办法从官员手中接管了这些企业，把这些国有企业转为私营。随后，1901年，清政府推动的新政改革进一步帮助了本土企业家，让他们的发展速度更快。1895年到 1911年，仅上海一地，就有66家华资企业先后创办。20世纪初，上海的27家缫丝厂中，有24家为华资。

　　当中外企业家进入市场以后，洋务派的国有企业就再也维持不下去了。这时候，洋务运动终于不可避免地成为了历史，无可挽回地宣告终结。

　　所有的国企，都只有在这种或那种垄断条件下才能生存。古今中外，莫不如此。因为有垄断存在，某些情况下，一些国企还会发展很快、规模很大。但无论多快的发展速度、多大的规模，其背后的垄断条件永远是不可或缺的。一旦垄断条件被打破，一旦国企和私营公司在平等的条件下竞争，国企就会无一例外地败下阵来。洋务运动可以说是较早地验证了这个规律的例子。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洋务运动的终结是一件好事。在官方主导现代化进程三十多年以后，中国又一次恢复到了私营力量主导经济发展的局面，并且，私营力量从此成为了社会经济发展的主力。更重要的是，这次恢复不仅是简单地回到了中国的历史传统——政府不与民争利，还增加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外部因素——对外开放。在这种背景下形成的私营力量主导经济发展的局面，其基础要稳定、坚实得多。正是由于这种稳定性，在下一次政府力量卷土重来再次控制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前，中国的私营工商业得到了几十年相对自由的发展时间。

　　遗憾的是，洋务运动虽然终结了，这种官僚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却挥之不去，始终潜伏在中国社会结构的深层。一旦执政者感到他们有能力主导经济现代化向着符合自身利益的方向发展时，这种官僚资本主义模式就会突然再现。1895年以后的清政府，显然失去了这种能力，于是，他们不再奢望“中兴”的局面。他们的知难而退给民间私营力量提供了宝贵的发展空间和时间。但国家的力量终会不断增长，国家主导经济社会发展的欲望并没有得到制度的有效遏制，于是，在以后的岁月中，国家资本主义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某些时期甚至发展到了全面极权的程度。在中国，怎样从法律上、从制度上为那种以企业家、私营企业为核心的经济发展确立可靠的保障，仍是一个尚待解决的问题。

原文链接在这里：
http://www.bullog.cn/blogs/liziyang/archives/148487.aspx

齐家一代80后（转）

Thu, 03 Jan 2008 03:01:23 GMT

吴澧老师的学识和文章现今少有。原文点击这里。

这是本人今年第一篇博客文章。今年，按夏历将换入鼠年。按老派的说法，新的一轮十二年循环又开始了。按老派的作法，这时要讲点恭喜的话。

　　从哪里说起呢？新年的好话，当然要向前看。今年北京要办奥运会；今年还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开放”政策三十周年，值得谈的事件很多，胡哥发表了新年贺词还要加一篇《求是》文章。不过本人一向认为，人心的普遍进化才是最深刻的改变，想了想，最近《奋斗》电视剧热播，青春小说《奋斗》也出版了，还是从因而引起媒体关注的８０后说起吧。

　　８０后似乎还是小字辈，其实先头部队也到了成家立业的光景。但人们经常指责他们娇，不肯好好干活，进公司三个月就跳槽；人们也经常指责他们骄，不会处理人际关系，结婚三天就离婚。这些话，多大程度上代表了８０后且不论，其实８０后身上的真正历史关键，以敝人看来，既不在于批评者所说的娇骄两气，也不在于自吹自擂者所标榜的什么“奋斗”精神，而在于他们是成家时就 own a modern home 的第一代中国人。孟夫子曰：“居移气，养移体，大哉居乎。”现代家居是所大学校，中国人要从农业民族转向工业民族，必得由这学校教一教。

　　（上段中的本文点睛之句为什么用到英文？因为英文在这里比“拥有现代民房产权”之类的中文更简洁精确。这句中文里，“现代”可能被人误读为修饰“产权”而不是修饰“民房”。“当上了一套现代民房的业主的第一代中国人”？显得有点累赘。他们“将是这样一代中国人，结婚时就拥有自己的房产，而且是现代民房”？意思很准确，但缺乏直截了当的气势。欢迎读者提出更好的全中文句子，呵呵。）

　　兄弟在美国念书的时候，住过一阵 co-op，就是合作房，十几个人凑份子，一起开伙，一起管理房子。只要你受得了美国佬的顿顿土豆泥加鸡腿，这是了解老美的好方式。不过中国人通常吃不消，所以除了俺和一位同胞女生之外，其他都是美国人。有一回，底楼进门挂衣服的小间漏水，把几位美国姑娘的出客大衣弄脏了。咱们几个男生打着手电查看，发现屋顶一角的壁板沤烂了。揭起来一看，上面二楼厕所的下水道在滴水。再到厕所里，拆下马桶。原来马桶底下的密封纸圈歪了，失效漏水，而且折痕是新的。然后有个美国姑娘想起来，前几天她见到那个中国女生用通马桶的皮搋（chuai1）子猛搅猛捣的，大概是通不下去在发火——皮搋子是通马桶工具，一根木柄，一头套着个橡皮碗。好在美国学生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跑，在家里都见过或帮过父母修房子，他们用份子钱买来纸浆和密封圈，把马桶和小间的屋顶都修好了。

　　俺也住过一户人家，房东是个患有帕金森症的孤身老太，出租两个房间补贴家用。帕金森症是老年人的神经系统常见病，最明显的症状是手脚会颤抖。有一回，俺见她拿着管子钳，手抖抖地要把一个漏水的接头重新装一装。还不要俺帮忙。这是老人家安身立命的自傲：我自己能够照料自己！

　　现代家居对人心的内在影响，英美小说里看得更明显。美国作家菲利普·罗斯的《反美密谋》（The Plot Against America）里，男主角的犹太母亲，猜到女友在反犹暴乱中遇害了，通过电话指导女友的儿子离家躲避。她一步一步地关照，直到最后叫孩子别忘了关灯和挂断电话——暴乱过去后你仍然要付账单的。今年圣诞大片《赎罪》（Atonement），底本是英国作家伊恩·麦克尤恩的同名小说。其中有一章，写的是女主角的母亲头痛躺在床上，她从传进睡房的各种声音里，猜到屋内发生了哪些事。想好了起床后先做什么，再做什么。她要去河边把小女儿叫回来，为了防止被太阳晒了头痛复发，出去时要戴好防护眼镜。因此下床时首先要把眼镜找出来，放在口袋里，她不想出门时再上楼来找。两位女主人做家事时程序算计之精细，令人叹为观止。

　　咱们中国人是农业民族，咱们有咱们的持家经验。比如，俺老家山里用完铁锅后，随手洗净了，用布擦干，再放灶头余火上烤一烤，一口锅要用几十年。去女家相亲，还会似乎不经意地问问这口锅用了多久，试探一下女家是否会过日子。但是乡下人没对付过现代家居的马桶和澡缸，这种工业社会的经验，他们是没有的。俺看国内很多城里人的习惯，似乎把抽水马桶和澡缸、盥洗池仍然当作乡下的茅厕和浴盆，任何东西都可以冲掉倒掉似的。其实澡缸和盥洗池下面有弯管的，记得中学物理课上学到过，这是利用连通管水平面等高的原理，防止污水倒灌。头发就很容易沉积在弯管里，堵得盥洗池不通。中国学生洗澡后不清理澡缸里的头发，是同住的美国室友经常讲的怨言。

　　古人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大学》），俺对８０后的修身不抱希望，但是俺相信，他们会是中国的齐家新一代。为什么对修身不抱希望？因为俺不认为“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牧民》）适用于今日的中国。这句话的前提是，社会上已经存在着一个知礼节的仓廪实阶层（哪怕人数很少），他们是别人羡慕的对象。所以仓廪不实的人，在条件改善吃饱肚子之后，会学着他们的榜样而讲究礼节——礼节这东西，不可能从天下掉下来，必须跟着人亦步亦趋地从细事学起。在中国大陆，这一知礼节的阶层早已被革命割掉了，礼节已无处可学。所以现在的人仓廪再实，照样随地吐痰。兄弟节前出差，飞机上与一位刚结束了中国自费游的英国女士闲聊。女士说，山川古迹之外，她印象很深的一点是，她到过的几个旅游城市，除了上海，处处听到此起彼伏的清喉咙声音——女士比较文雅，没说吐痰，只提及准备动作——听得她脊梁阵阵抽紧。但８０后会把痰吐到窗外去，自己的房子，他们还是爱惜的。

　　这不是父母一代住过的公家的房子，住烂了无所谓。你不爱惜房子，脱手时卖不出好价钱，这是记在你自己账上的直接的经济损失。这更不是父母一代住过的要方便得跑大街公厕的房子，８０后的新家，抽水马桶溢出来，直接臭在你家里。你跟马桶和澡缸乱来，短则几日，长则数月，它们一定搞得你狼狈不堪。水滴到楼下，还要引起邻里纠纷。哪怕你雇个小保姆，农村来的女孩，仍然需要你教她注意使用吧？而且，一旦过了挣钱的能力高峰，靠退休金和储蓄度日，只怕你还是要自己料理房子。

　　尽管修身不足，能够齐家，仍然是历史性的巨大进步。１２月里纪念“南京大屠杀”七十周年，中文网上照例一大堆“血洗东京”、“杀光日本人”的叫嚣。这种态度，其实和马桶通不好就拿着皮搋子乱捣、搞到密封圈失灵漏水是一样的，都是情绪不通就蛮干。十月革命后，谈到俄国的工业化，列宁曾经指出：“同先进民族比较起来，俄国人是比较差的工作者”（《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１９１８，《列宁全集》第２版第３４卷）。咱们中国人是很好的劳动者，但相当一部分人还说不上是很好的工作者。他们不妨从家里开始，培养工业民族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态度，学会使用适当工具，按着既定顺序，细致地耐心地处理较为复杂的现代家居的保养和修缮。这样，即使大街上仍然痰迹斑斑，至少，你有可能学得比较务实。这就是孟夫子讲的，“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孟子 ·滕文公上》）。

　　或许，到下一轮六十年大循环开始的甲子年（２０４４），那些已是成家立业光景的年青人，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跑，在家里都见过或帮过父母打理现代家居。他们将成为中国的第一代真正工业人。

　　最后说明一下，因为是好话，本文假设中国经济在今后若干年内持续高速发展，八十后的收入也在扣除通货膨胀后持续增长。

笔记1：经济学没有标准答案

Wed, 22 Aug 2007 23:43:56 GMT

1.
薛兆丰博客上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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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您赞成以下任何观点，就应该再读点经济学：
● 春运期间火车票涨价，会增加乘客负担；
● 实施最低工资法，对社会底层人士有利；
● 价格战和恶性竞争会导致工人失业和企业倒闭；
● 外国限制我国商品出口，我国就应该限制外国商品进口；
● 贸易顺差好，逆差不好；
● 反垄断法能促进市场竞争；
● 商人实行“价格歧视”，会损害消费者利益；
● 政府应创造职位来减少失业；
● 研究股价历史有助预测股市；
● 商人乱提价会引起通货膨胀；
● 企业为职工支付了养老金；
● 地产商推高了土地价格；
● 失业率太低会造成通货膨胀；
● 美联储局负责调节市场利率；
● 囤积居奇导致了物资短缺；
● 政府增加开支有助刺激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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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郭凯觉得上面开头那句话应该改成：假如您觉得下面的说法肯定是对的，就应该再读点经济学。对这些郭凯也有自己的解释，这些都是芝加哥学派的观点。对于芝加哥学派极其在中国的流行，他认为也是有原因的，并且认为对于这种仅仅一个学派的观点，个人色彩非常浓重，在中国，具体的现实问题要复杂的多，所以对经济学问题的解读，往往是没有标准答案的。他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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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加哥学派的观点在中国流行，我个人觉得是有很多原因的。首先，在80年代和90年代的时候，是整个中国真正开始了解市场经济的过程，芝加哥学派的观点也许有矫枉过正之嫌，但是芝加哥的观点确实是最坚持自由市场经济原则的，在那个时代，芝加哥学派的观点在中国是有启蒙意义的。其次，当时美国几个有名的经济系：MIT好像没有中国人，哈佛毕业的几个全都没回国（现在陆续都回来了，清华有三位），普林斯顿的也全都没回国（当然，杨小凯没回国可能有特殊的原因），我一下想不出来斯坦福有谁，唯有芝加哥，有一群很关心中国的中国学生，下面这些可能大家都听说过的人和芝加哥都有渊源：张五常，邹至庄，林毅夫，周其仁，宋国青。现在，到处都是“经济学家”了。80年代的时候，除了我国自己培养的经济学家，海外归来的几乎为0，林毅夫是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回来的。张五常把弗里德曼引见给了当时的总理，邹至庄不仅和当时的总理有很密切的来往，而且还办了一个“福特班”，中国80年代出国的那群经济学家们，不少都受益于此，所以芝加哥学派对中国的影响之大这个也是有点原因的。还有，80年代，也是芝加哥学派的名气最盛的时候，虽然从学术上说，50年代－70年代也许更算是我们现在说的芝加哥学派的黄金时期，那个时候三巨头弗里德曼，斯蒂格勒和贝克尔都还处于颠峰时期，卢卡斯刚刚写出了著名的卢卡斯批判，掀起了理性预期革命。但是直到80年代，美国的里根和英国的撒切尔的经济政策，才让芝加哥不仅在学界，更在整个社会中如日中天。这个时点和中国的改革开放正好重合，中国受芝加哥的影响深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芝加哥学派只是整个经济学中的一个学派，哈佛和MIT的经济系在哲学上是不同意芝加哥的，另外一些大家耳熟能详的名字：萨谬而森，托宾还有索罗，一辈子都在和弗里德曼辩论。这些辩论最终可以归于：我们应该多相信市场？政府究竟应该做什么？政府能够做什么？我记得我在MIT上发展经济学课的时候（发展经济学的课是哈佛和MIT联合开的，两个经济系的学生一起上课），印度教授Banerjee讲到了土地所有权的问题，讲义上列了四个的理论，最后一个就是张无常的。Banerjee只花了20秒介绍张五常的理论：这个人是芝加哥的，你们大概都能猜到他会说什么，他论证了土地所有权是无所谓的。（我不确定我的记忆是准确的，但是这是我的记忆，说错了请不要见怪）底下一阵大笑之后，就这么过去了。（张的理论显然代表了一种观点，否则Banerjee不可能把他的理论列上，只是在哈佛和MIT，这样的观点不流行就是了。）

我们国内现在看到的西方经济学，都是二手的，三手甚至四五手的。消化这些东西需要时间，本土化这些东西更需要时间。直接套用理论几乎一定是错的，我记得我的老师姚洋就说过：他刚回国的时候，是套理论。看到这个现象，找个学过的理论解释一下。看到那个现象，再找个理论解释一下。但是很快他就发现，西方的理论不好用，中国的问题需要我们自己的理论。西方经济学提供的是一种分析问题的方法，而不是解决问题的答案。

看到了薛兆丰的博客，我再想想自己的博客，还有很多别的人的博客，不少人可能就是从这些博客上看二三四五手的经济学的。我想说，这些博客的个人色彩非常重，我们对经济学的解读相差可能会很大，我们所相信的理论可能相差很大（我就越来越不相信市场万能，竞争万岁的想法），这个社会本身也是复杂的，不同的视角可能就会有不同的观点，请记住：按我对经济学的理解，在绝大多数时候，经济学是没有标准答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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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上面郭凯提到他的老师姚洋，让我想起几个很巧的事，姚洋1964年生于西安，起初本科在北大读的地理学，研究生毕业拿到经济学硕士，之后赴美留学主修农业经济学，这一年，正好是1989年。同样在这一年，也是上面郭凯提到的，弥尔顿.弗里德曼在张五常引见下面见总理……
1996年，姚洋拿到威斯康星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研究领域为中国农村经济、国企改制和私营经济的发展。第二年，姚洋归国北大任教，并供职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先后著有《制度与效率——和诺斯对话》、《自由、公正和制度变迁》、《土地、制度和农业发展》等书。
关于国企改制，姚洋曾写过一篇文章，针对郎咸平所说的国企改制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进行过颇深入的讨论，有道理有数据也有实例，并且明确指出“国有和集体企业在改制之前已经存在相当严重的资产流失。”“国企高管人员的职务消费只不过是露出水面之冰山一角而已”，除此之外，还有贪污犯罪、资产转移、经营不善导致银行坏账的问题，“对很多地方来说，改制不是地方政府为了提高效率而有意为之，而是迫不得已的结果。”进而，姚洋也相信在国企改制过程中肯定存在国有资产流失。所要做的，恐怕还是要加强监管力度，做到更加透明公开，以及同样重要的，如何解决改制过程中的失业问题。有心人请看原文，《国有资产流失的真与假》。
最后，姚洋就读博士的这所威斯康星大学，英文叫做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五月间给我们上课“土地产权”的教授，也来自这里。